李白《嘲王歷陽不肯飲酒》詩稿，海內外權威鑒賞家多已將之定為青蓮手筆，我與他們靈犀相通，完全贊同。現從另一角度再做一些補充性的考證，也許多少還會有所助力。

      

      

      李白與王歷陽的關系

      

      王歷陽是人名還是姓氏加所官地名，需要先予澄清。清嘉慶年間由董誥領銜編纂的《全唐文》卷二八二有“王利貞”一目，并謂“利貞，睿宗時官和州歷陽丞”，嘗撰寫“易州石亭府左果毅都尉薊縣田義起《石浮圖頌》。”清翁方綱《跋唐石浮圖頌》曰：“右《石浮圖頌》，太極元年(712)八月建，和州歷陽丞王利貞文，不署書者姓名。”(翁方綱《復初齋文集》卷二十四)清王昶《金石萃編》卷六十九《田義起石浮圖頌》目下亦謂“大唐易州石亭府左果毅都尉薊縣田義起《石浮圖頌》，和州歷陽丞王利貞文”。清朱大紳光緒年間所修《直隸和州志》卷十一，于唐睿宗太極元年(712)欄內，有王利貞之名，名下注云“歷陽縣丞”。表明撰寫《石浮圖頌》的王利貞，太極元年曾任和州歷陽縣丞。因知王利貞撰寫《石浮圖頌》時的身份是和州歷陽縣丞，故王歷陽乃其姓氏加所官地名，而真實姓名則是王利貞。所以李白與王歷陽的關系，實即李白與王利貞的關系。

      

      《舊唐書.地理志》載，唐高祖武德三年(620)因杜伏威歸國，改歷陽郡為和州。天寶元年(742)改為歷陽郡。乾元元年(758)復改為和州，領縣二。后又領歷陽、烏江、含山三縣。今屬安徽省馬鞍山市和縣歷陽鎮。所有這些記載都證明李白所嘲不肯飲酒的王歷陽，當就是這位王利貞。惜這位王利貞只是個縣丞，官從八品，位低人微，名不見經傳，所以關于他的資料無處可尋。

      

      日前，林從龍先生發表《李白嘲王歷陽不肯飲酒詩創作年代考》一文，又提供了一條有關王利貞的線索。所用資料來源于1981年在北京西城二里溝路東側出土的一方郭君墓志。該《墓志》銘文撰寫者的結銜是“應制梁州城固丞王利貞詞”。內容講“郭君以開元十七年(728)八月十三日卒於里第……。以開元廿一年(733)七月廿日安厝於薊城北豐樂鄉”。顯然，王利貞在給郭君撰寫墓志銘時，又被安置在陜西城固縣縣丞的位置上了。從太極元年(712)任安徽歷陽縣丞，二十年后又到陜西城固縣仍任縣丞，豈不令人費解！

      

      前述太極元年(712)王利貞不但為薊州田義起撰寫了《石浮圖頌》，其時身份是安徽和州歷陽縣丞。設若他出任歷陽縣丞時正屆弱冠，也就是二十歲，那么到開元廿一年(733)也已經過了不惑之年。若是二十五歲才出任歷陽縣丞，則到開元廿一年就應是四十五、六歲的人了。怎么會等這么長的時間？這就要談到唐代地方官員的“待選”制度。唐代的縣級主政班子由縣令、縣丞、主簿、縣尉組成。縣丞為縣令之副，職在刑獄。唐代任官有回避制度，規定本郡之人不能在本地為官，要當官必任他郡。王利貞是薊州人，遠至安徽和州去任官，符合當時的回避制度。而任職時長，通常不超過四年，到時就要掛職待選。而待選的時長則無定制。《新唐書》卷四十五《職官志》第三十五已謂“士人居官二年，十年待選”，應是其時的真實寫照。其后，這種“待選”之弊愈演愈烈，至有“老死不獲一命者”。王利貞待選二十年，始由一個小縣的“歷陽丞”升到一個大縣的“城固縣丞”，已是不幸中的萬幸。林從龍先生推斷他由城固縣丞再待選差不多二十年，即天寶十一年(752)才又被任命為歷陽縣令，總算熬到縣一級的長官，這時他應已過花甲之年。好在唐制規定諸職事官七十才可退休，且五品以上官員要上表申請，六品以下官員要申報到省，由省申奏朝廷。所以王利貞任歷陽縣令時雖已年過花甲，但還未屆七十致仕的年齡。天寶十二年(753)初冬漫天大雪之日，王利貞以歷陽縣令身份宴請李白，因自己不會飲酒助興，才使李白順口溜出《嘲王歷陽不肯飲酒》詩。可見李白與王利貞絕非一般關系。檢李白所作之詩，只有三首是嘲詩，其中有兩首嘲笑的對象是自己親密朋友，一首則是嘲諷迂腐的魯儒。上元二年(761)杜甫在四川新津寫了一首《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》詩：“暮倚高樓對雪峰，僧來不語自鳴鐘，孤城返照紅將斂，近市浮煙翠且重。多病獨愁常閒絕，故人相見未從容，知君苦思緣詩瘦，太向交游萬事慵。”當李白在飯顆山見到杜甫清瘦時，便順口嘲吟：“飯顆山頭逢杜甫，頭戴笠子日卓午，借問年來太瘦生，總為從前做詩苦。”這里既有掌故，又有問候，沒有責難，亦無嘲諷，有的只是輕盈的笑問。李杜齊有詩名，杜甫字斟句酌，“語不驚人死不休”；李白則“敏捷詩千首，飄零酒一杯”。雖然詩風迥異，但友情深厚。一句“借問年來太瘦生，總為從前作詩苦”，飽含著李杜的內心情誼。可知李白寫嘲詩的對象是熟人、是朋友，是關系密切者。以此類推，李白與歷陽令王利貞的關系，當也是很緊密的朋友。檢李白詩作，竟有《酔后贈王歷陽》《對酒醉后贈王歷陽》及《嘲王歷陽不肯飲酒》三首，表明李王之間絕非一般關系，若是第一次見面，李白絕不會用嘲笑的筆調寫下不肯飲酒的詩篇。只是文獻無徵，今人無從從據以描述他倆是何時相遇，何時成為熟絡朋友的。

      

      李白的書風

      

      古文獻中談論李白書風的資料不少，但真？切中要害并令人心悅誠服者并不多。如下幾種說法可能值得參考。

      

      “李白書得無法之法”。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《李太白詩集注》卷三十六謂“太白書得無法之法”。小字注此資料來源是鄭杓的《衍極》。鄭杓《衍極》卷四確云“太白得無法之法，子美以意行之”。鄭杓，字子經，今福建莆田人，元泰定中(1324——1328)辟南安儒學教諭。是元代著名的書法家。其書自倉頡迄蒙古，凡古人籀、篆以及書法之變，皆在所論。？大字，兼工八分，宣撫使嘗上其書于朝，上辟“衍極堂”以藏之。這樣一位自己擅長書法而又真懂書法的人說“太白書得無法之法”可謂一語破的，得其三昧。這應該是李白書風的概括性評斷，或者說是總的評斷。既是“無法之法”，那就是開初就沒有謹遵某法，因此也就未得某法的章法。這有壞處，但也有好處。好處就在自由，看誰的字好，看誰寫得某字好，都可以學來為己所用。但學得又不像，最終就形成了自己的風格。清朱庭珍《筱園詩話》卷一嘗言“無法之法是為活法、妙法，造詣至此，則法不可勝用矣”。這雖然說的是詩無定法，用來形容李白的字亦無不可。這種評斷，很符合李白的風格、性格、人格。無拘無束，不拘小節，乘興而詩，信筆揮灑，自成一格。此可以成為審視李白書字的特征之一。

      

      李白行書字畫尤飄逸。清陳鴻墀《全唐文紀事》卷三十二載“李白嘗作行書，有‘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事兩忘身在世外’一帖，字畫尤飄逸。乃知白不特以詩名也”。陳鴻墀，字范川，嘉慶中受命總纂《全唐文》。過程中，匯萃群書，加以考證。見有關唐代的一些資料，則隨手另錄，待《全唐文》蕆事，又將這些資料分為八十門，輯成《全唐文紀事》，凡一百二十二卷。李白行書“字畫尤飄逸”之說，因為是編纂《全唐文》時得來的材料，所用應該是唐朝人的評斷。

      

      清張照《石渠寶笈》卷十三《上陽臺》題錄中，又引證“宋徽宗跋云：‘太白嘗作行書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’一帖，字畫飄逸，豪氣雄健，乃知白不特以詩鳴也。”這顯然是宋徽宗抄錄了唐朝人對李白行書風格的評斷。元陶宗儀《書史會要》卷五亦說李白“嘗作行書，有‘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’一帖，字畫尤飄逸，乃知白不特以詩名也”。這里的“飄逸”指的應該是李白行書灑脫、自然、不拘謹、不同于尋常。李白“丱歲知通書。及長好擊劍，落落不羈。束喜與酒徒縱飲，世有六逸八仙之目。賀知章一見號謫仙人，薦之明皇”(《李太白詩集注》卷三十六)。李白性格中這種固有的灑脫飄逸，令其寫出的行書也灑脫飄逸，證實了字如其人的道理。但“飄逸”與“豪氣雄健”似是矛盾，可體現在李白同一個人身上，又完全可以理解。李白離家出游，第一個遇到的就是道家的道長，這位道長不僅教他道家宗旨，也教他練劍習武，并影響他好劍尚俠的豪爽性格。他此后的為人行事表現出的亦多是這種風格。其字亦“豪氣雄健”與飄逸瀟灑相結合。

      

      李白醉草是偽作。李白在開元間不以能書名。宋晁說之《嵩山文集》卷十八《跋李太白草書》云：“葛叔忱豪放不群，客為叔忱嘆：‘李太白無字畫傳于后。’叔忱一日偶在僧舍，縱筆作字一軸，自名之曰李太白書，以戲一世之士。且與其僧約，異日無語人，每欲其僧信于人也。”而《李太白詩集注》卷三十六亦謂：“世傳李太白草書數軸，乃葛叔忱偽書。叔忱豪放不群，或嘆太白無字畫可傳，叔忱偶在僧舍，縱筆作字一軸，題之曰李太白書。且與其僧約，異日無語人，蓋欲其僧信于人也。”看來先世確有偽造李白草書者，不得不信。

      

      考葛叔忱，名蘊，字叔忱，處州(今屬浙江麗水市)人，后徙丹徒。北宋嘉祐八年(1063)許將榜進士，授鄧州穰縣主簿。其人？屬文，尤長于詩。又特善書，或以淡墨塵紙戲為之，假古人之名，聞者以傳，而人莫能辨也。可知世傳李太白醉草為葛叔忱偽作，并非戲說。若真如此，則李白蓋無草書真跡傳世。否則為什么“今世所傳《法書要錄》《法書苑》《墨藪》等書著古今能書人盡矣，皆無太白書之品第也”(《李太白詩集注》卷三十六)？

      

      李白“善楷隸行草”。元陶宗儀《書史會要》卷五曰：“李白字太白，一字長庚，興圣皇帝九世孫，官至翰林供奉。善楷隸行草。”元鄭杓《衍極》卷四亦謂：“太白姓李名白，一字長庚，為翰林供奉；子羙姓杜名甫，官至檢校工部員外郎。善楷隸行草。”“善楷隸行草”的原意，大概是說李白于楷書、隸書、行書、草書皆工，這可能是前人的贊譽，是名家書法而已。其實在唐代開元天寶間，李白并不以能書名，而是以？詩名揚朝野。如果他真是楷、隸、行、草四體皆工而名于當世，那唐代書法家中當有他的相應位置。然唐代張彥遠的《法書要錄》、唐韋績的《墨藪》、北宋周越的《古今法書苑》等重要論書之作，對李白書法卻只字未提，可見李白絕非以書法名家。若是書法名家，這三書一定會有品評。既不是書法名家，就難說楷、隸、行、草皆善了。言既至此，我們完全可以做出出另一種解釋，那就是李白“善楷隸、行草”，也就是說李白寫的字“楷”中帶有“隸”意，古人稱之為“楷隸”；“行”中帶有“草”味，古人稱之為“行草”。這種解釋雖不一定很貼切，但在很多人的書字行文中，此現象是普遍存在的。天寶元年(742)李白漫游會稽，與吳筠共居剡中。后筠以召赴闕，將白薦之于朝。“玄宗下詔征之……。玄宗召見金鑾殿，論當世務，草答蕃書，辯若懸河，筆不停綴”(《李太白詩集注》卷三十五《年譜》)。“李白于便殿對明皇撰詔誥，時十月大寒，筆凍莫能書字，帝敕宮嬪十人，侍于李白左右，令各執牙筆呵之，遂取而書其詔”(《開元天寶遺事》卷下)。“白頓首曰，寧王賜臣酒，今臣已醉。倘陛下賜臣無畏，始可盡臣薄技。上曰可。即遣二內臣掖扶之，命研墨濡筆以授之。又令二人張朱絲欄于其前，白取筆抒思，略不停綴，十篇立就”(《李太白詩集注》卷三十五《年譜》)。遙想當年李白寫這些詩文時，恐怕只是文思泉湧，未及字寫得好壞，其字只能靠平時練就的功底。這功底大概多是行中帶草，也就人們平常所說的行草。否則，兩人抻起一張帶有朱絲欄的整紙，李白懸腕而書，要是寫楷書、隸書不可想象，只有寫行書、草書或行草才能盡興揮灑。

      

      宋蔡襄《蒲陽陽居士蔡公文集》卷二十五《端明集》嘗言：“《瘞鶴》文非逸少字。東漢末多善書，惟隸最盛……。自隋平陳，中國多以楷隸相參。《瘞鶴》文有楷隸筆，當是隋代書。”可知“楷隸”早在隋朝就已經出現了，到李白生活的開元天寶間，已流行百有馀年。因此，說李白“善楷隸”，應該是可信的。

      

      由上所知李白的書風，一為“書得無法之法”，二是“行書飄逸雄健”，三是“傳世草書為偽作”，四是白“善楷隸、行草”。如果以這種書字風格，來衡量李白《嘲王歷陽不肯飲酒》詩的字跡，從而審定它是青蓮手筆，就顯得更加順理成章了。

      

      李白《嘲王歷陽不肯飲酒》詩的字體分析

      

      地白風色寒，雪花大如手。

      笑殺陶淵明，不飲杯中酒。

      浪撫一張琴，虛栽五株柳。

      空負頭上巾，吾於爾何有。

      

      “楷隸”之所以被古人說成是“楷隸相參”，指的應是“楷”中帶有“隸”意，“隸”中頗顯“楷”法。但李白書字乃“得無法之法”，所以寫出來的“楷隸”也不謹遵其法，而是想怎么寫就怎么寫。全詩連詩題一共四十八字。首先是四十八字中有楷有隸，這就體現了李白寫字的“無法之法”。詩題“嘲王歷陽不肯飲酒”，凡八字，基本上是楷書。但認真分析，八字中只有“嘲”、“王”、“陽”、“不”四字是較為正式的楷體，其馀“歴”、“肯”、“飲”、“酒”四字，每字中又都帶有濃重的隸筆。如“歴”字高頭的一大橫，底下“止”字的一底橫；“肯”中間的一大橫；“飲”字右下的一捺；“酒”字左上角的一點等，都還帶有隸字的筆意。詩中四十字，大部分楷中帶隸，只有“大如手”、“陶淵明”、“杯中酒”、“空負頭上巾”，似是楷字，其馀多是楷中帶隸。“地白風色寒”中的“白”、“風”二字，似是楷體，但其“風”字，實是孫過庭草書的楷化。孫過庭(646——691)字虔禮，陳留人，一說富陽人。官至率府錄事參軍。好古博雅，工文詞，得名翰墨。間作草字，咄咄直逼羲、獻。在他的草書中有“風”字草寫，很類“地白風色寒”中的“風”字，蓋是被李白學來而加以楷化了。其中“色寒”、“雪花”、“不飲杯”、“一張琴”、“虛栽”等字，皆帶楷隸風韻。至若“五”、“柳”、“吾”、“何有”等字，從結體到走筆，則完全是隸書的寫法。在一首四十八字的詩篇中，字體竟如此變化多端，充分昭示李白的書風確是無法之法。一切從心所欲，不拘小節，不講章法。乍看，字之大小不一，筆道粗細不一，似是凌亂，但縱觀全篇，卻又覺得錯落有致，不失嚴整。這大概就是“無法之法”的妙處所在吧！

      

      詩題中“飲酒”二字，“飮”的“食”字邊，完全是楷寫；而“欠”字邊卻又突變為隸寫。特別是右伸的一捺又變成“隸”筆的藏鋒，絕非“楷”寫。“酒”字整體似是楷書，但左上角的一點，絕對是隸書的寫法。詩中“雪花”的“花”字，結體完全是隸書的寫法，但又絕無隸字寫法的嫵媚之姿，而是楷筆硬捺，鋒如刀裁。“虛栽五株柳”中的“栽”字，應是楷寫，但右大彎鉤卻是藏鋒，楷中藏有隸韻。整體看，此詩字跡豪氣雄健，灑脫不群的風貌，將李白的氣質、氣度、氣概、氣魄、氣韻表現得淋漓盡致。昭示人們《嘲王歷陽不肯飲酒》詩，當即李白毫無心理拘束，瀟灑自如情況底下揮筆寫就的，洵為珍貴。